[38]最鲜明的就是在行政赔偿诉讼中，法院习惯于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诸项标准，来判断行政机关的违法性进而判决赔偿。

[38]林山田：《订立行政罚法以代违警罚法》，载《中国论坛》第8卷第8期，1979年7月，第14页。（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条文中并无劳动教养之规定，各省市卖淫嫖娼条例规定之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指劳动教养。修正后之大陆地区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拘留处罚之自由裁量幅度做限制。台湾地区的社维法均有类似规定。承袭过去违警罚法，社维法违序行为态样过多、与行政罚法竞合、且与其他行政机关业务多有竞合。第8条所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指劳动教养。

4．对人物处所检查权 基于令状原则，一般民主法治国家，对于进入住家或对人身检查，皆须法官保留，但大陆地区《治安管理处罚法》明定，公安人员只要出示或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之检查证明文件，无须法官令状，即可进入住家或径对场所、物品、人身进行检查，此种对人物处所检查权与法官保留及令状原则有违。（4）在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意图媒合性交易而拉客（280件／341人）。我们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很清楚，公正、权威、高效，如果不实现司法中立，就没有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可言。

这样一来，君主当然高于法律。当今中国的政改第一难题就是最高权力纳入法律约束中的问题。讲宪政有什么错吗?如果没有错那干吗不理直气壮。法是天下之法，不是您一家之法。

如果不从这开始，一切都没有希望。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党在法上还是党在法下的问题，其实就是最高权力主体与国家法律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五千年中国一直剪不断理还乱的君主与法律哪一个更有权威的问题。

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曾有这样的个别事例，但历史上并没有真正解决君在法下的问题。记者问，在中国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周副委员长回答说：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党比法大。第二种方式是用上级权力为下级权力构成制度的笼子。所以，公民基本权利可以不要清单，但是公权力一定要有清单。

那么社会主义宪政的路，即明确党权边界、规范党权行使程序的路，这是一条改革的路。就是讲司法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也应是法理学者来讲。我一直讲法治可以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面，但是由民主来决定这是纸笼子还是铁笼子。上级机关监督下级机关，以这种上下级垂直监督的方式建立制度的笼子，是中国历史数千年的一贯思路。

与此相连接的是，光说你有某个权力还不行，有这个权力怎么行使，要由宪法或法律来加以规范，即权力要按法定的程序行使。就是说，我们现在讲一些尖锐一点大胆一点的话题，无非是想把言论边界或高压线往前推一点。

另一个说的是1988年人民大会堂开两会时，又有记者问这个问题。童老师说，我正在从武大调中南政法学院，我们一起到中南吧。

党要作为法律之下的主体，要承担法律责任，中国的依法治国才算迈出了第一步。那时候我在上海开了座谈会，这个实际上大多数学者是有共识的。我们历来讲党政分开、党政分工其实就包含了这个意思。一种是上级政府监督下级政府，上级官员监督下级官员;另一种是专门法纪机关监督，也就是古代的御史监督，今日的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安、国安机关对其他机关的监督。我说，我对这个东西没什么太大的积极性。所以最近打虎，大家惊呼反腐取得了如何如何伟大的成就，我就呵呵说过去两千多年打虎的成就经常比你们还大。

今天演讲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要讲法治，必须要穿越时光的隧道，要了解中国法治的前世今生，因此下午讲座首先要请范讲授开讲。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地方党委或党的部门干预司法个案就违反司法的基本规定。

过一两年，童兄打电话给我，说：你看到没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二十个字最近好像不怎么提啊。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开始，那么党的权力真正纳入宪法法律约束之下，也就是党权真的关进制度的笼子，才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一说谁是公知，人家会反唇相讥：你妈是公知!你爹是公知!你全家都是公知!我现在也很反感人家说我是公知。但真实监督制约如何?谁都知道，政府背后是党委，党领导一切，所以政府的行政行为绝大多数是司法机关无法监督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既然官方设红线在五米，我就真的站到五米那条线，甚至还将脚尖向前伸一点，哪怕被电击一下。在汉代，汉文帝曾经模范地守法。于是，我让每个贼都拿一把钥匙，三把钥匙共同开一把锁，那么他们把我的家财盗走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了。还有一个是我最近在很多场合反复讲的，刚才范教授也讲到了，就是民主和法治关系问题。

先批西方宪政，然后把西方两个字省略掉，就骂宪政。如果从这里开始，无非就是一条，这就是我跟童老师经常讨论过的：党的权力一定要纳入司法审查。

那么，这样一中排序，在前两个至上之后再提宪法法律之上，那就是把宪法法律放在第三，那还叫至上吗?所以有人说，这等于把法律放到了小三的位置。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的分离与制约。

我拿着黄本子后，心想这怎么得了，这五个口号真的被弄成了太上宪法，将来宪法、法律的规定如果被认为与这五个口号不一致，恐怕都得服从大局!那时我感到两难。为什么感到紧张呢?我原来判断，薄熙来一定上不去，但后来好像我的判断错了。

前几个月有人对我说：听说社会主义宪政要写进中央有关决议了吗?这么关键的时候，你是不是再烧一把火呀?我说，决议中有没有社会主义宪政跟我也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官方正面评价它，马上就有人抢夺它的所有权，我们也沾不到什么光。司法改革落实到什么程度，关键就看中共依法执政的法治化，我认为这是第一解套之方。这个东西从总体上看是站不住脚的。三个至上据说是周永康提的，但我不相信这仅仅是周永康的个人主张。

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把党委的决定变成平行监督的对象，也就是变成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那么的中国依法治国的万里长征就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文帝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满，他想要治那个人死罪，但张释之坚决拒绝了。

在2011年9月9日我给胡温习李发送了五万多字的报告，即《打黑型社会管制方式研究报告》，前面有三千来字摘要版。有些人就说，你这个搞宪法的不从制度上反思，扯到别人的人格上去了，可笑。

在宪法上，国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政体讲的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预计《炎黄春秋》今年9期会发表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司法中立：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